許多人知道我,，是因為翻譯了丹·布朗的《達·芬奇密碼》等一系列文化懸疑小說。實際上,，我不光是做文學翻譯,，還是一個搞研究的人。與許多人不一樣的地方是,，我做研究,、做翻譯始終強調(diào)立足本土，堅持文化自覺,、文化自信的問題,。

　　事實上，梁啟超等眾多先行者,、翻譯家都有著強烈的文化自覺和翻譯自覺,，絕不滿足于將一種語言的文學轉(zhuǎn)換成另一種語言的文學。

　　1902年11月,，《新小說》雜志在日本橫濱創(chuàng)刊,。梁啟超在所刊的《論小說與群治之關(guān)系》中提出“欲改良群治，必自小說界革命始,，欲新民,，必自新小說始”的口號，強調(diào)小說對于社會改革和社會進步的積極作用,，把經(jīng)世致用的思想演繹到了極致,。

　　此外，魯迅,、瞿秋白,、茅盾、巴金,、郭沫若等人也都從“感時憂國”改造社會的目的出發(fā)進行文學翻譯,。

　　改革開放以來，我們的翻譯事業(yè)有了長足進步,。但成績的背后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,，那就是一味地外譯中，卻殊少中譯外,；一心做國外學者的翻譯研究和教學,，卻較少對國內(nèi)翻譯名家翻譯實踐作學理上的梳理和詮解；一心研究如何重視國外特別是西方的文學,、文化,，如何在譯進時忠實外來文本,，如何在譯出時盡量考慮目標語讀者的接受習慣和思維方式，卻較少注意到我們翻譯活動的重心問題,，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我,，失去了文化自信。

　　美利堅,、大不列顛和圣誕節(jié)為什么要這樣翻譯

　　記得在幾年前,，我寫過系列文章來探討文化自信的問題。我認為,，文化自信不是要和國外的文化體系對著干,，而是我們也要有自己的東西�,？涩F(xiàn)實中,，我們在學習西方文化的時候，有時候過于膜拜了,。

　　比方說,，過去的人把“American”翻譯成“美利堅”。這種美化的翻譯包含了譯者的文化認同,，是一種仰視的翻譯,，意思是說這個國家美啊、船堅炮利啊,。實際上,，真正按照發(fā)音翻譯的話，這個詞應該翻譯成“額賣利加”,。

　　同樣,，“Great Britain”按照音義結(jié)合的翻譯方法，翻譯成“大布里頓”就可以了,，但我們將其翻譯為“大不列顛”,。這種譯法的初衷恐怕就是讓人知道，這個國家真是太偉大了,，永遠不能顛覆,。

　　至于“Middle East”,，翻譯成“中東”不算錯,，但我們使用“中東”這個詞就有問題了�,！爸袞|”在歐洲的眼里是東部,，離它們也不算遠,，當然是中東了。但對中國而言,，“中東”顯然是在西邊,，在我們古人眼里那邊是西域。

　　“Far East（遠東）”是西方國家向東方擴張時對亞洲東部地區(qū)的通稱,。它們以歐洲為中心,，把東南歐、非洲東北稱為“近東”,，把西亞附近稱為“中東”,，把更遠的東方稱為“遠東”�,！斑h東”這個概念一般是指今天的東亞（包括俄羅斯的東部）,、東南亞和南亞,，即阿富汗,、哈薩克斯坦以東，澳洲以北,，太平洋以西,，北冰洋以南的地區(qū),。

　　坦率地講，我們在使用“近東”“中東”和“遠東”等基于西方人視角的詞匯時,，明顯缺少對這些詞匯內(nèi)涵的深究,，缺少了一種話語自覺，也缺少一種自我建構(gòu),。

　　再如,，我們把“Christmas”翻譯成“圣誕節(jié)”,，問題也很大,。“Christmas”沒有“圣”（saint）的意思,，為什么要翻成“圣誕節(jié)”,？如果是基督徒，把這個詞翻譯成“圣”,，勉強說得過去,。但對普通中國人來說，是沒有什么原因一同念叨“圣誕節(jié)”的,。過去,，老人們將它翻譯成“耶誕節(jié)”，我倒覺得是可以接受的,。

　　類似以西方為立足點進行的翻譯例子還有很多,，不僅僅是詞語的翻譯,，而且包括翻譯活動和翻譯理論。不少譯者抱著歐美文化中心論的思想,，對自己的文化缺乏自知之明和自信之心,，甚至對本國的文化有自卑心理，羞于將自己國家的文學,、文化作品譯出,，羞于將本國文化介紹出去，這與梁啟超等“豪杰譯”比起來就差得遠了,。

　　中國人講一點帶中國味的英語,，不是很有趣么

　　我們一些大中小學校和教育機構(gòu)的英語老師經(jīng)常批評學生，說他們太“Chinglish”,，也就是所謂的中式英語,；動輒發(fā)音不對，語調(diào)不對,，要不然就是單復數(shù)不對,、時態(tài)不對、搭配不對,，總之就是不對,。

　　可大家想一想，中國人講一點帶中國味的英語,，不是很有趣嗎,？你講得再地道，英語世界還缺一個講地道英語的人嗎,？他們真正缺的是不僅會講英語,，而且有中國文化文學功底、有中國元素和積淀的人,。而在我們的翻譯界,，恰恰缺少這樣的人。

　　還有人經(jīng)常批評中國學生或?qū)W者,，希望他們要用英語思維,。問題是，我們?yōu)槭裁匆�“think in English（用英語思維）”,？我們需要用英文寫文章的話,，肯定是用中文想、用英語寫,，要不然就沒有意義了,。

　　為什么呢？因為英語世界的人是想看到我們的東西,，包括我們的思維,，不一致的地方恰恰是需要溝通交流的,。

　　另一個方面，我們也經(jīng)常抱怨西方的漢學家在中國經(jīng)典外譯中存在不忠實,、不準確的地方,。殊不知，他們正是出于自己的文化自信,、自覺和西方社會所需才那么做的,，我們卻過多地從字面意思和機械對等諸方面去作簡單的技術(shù)評判。

　　當然,，譯文越是忠實原文,，就越能看出作品本身所具有的魅力�,？墒�,，中國文化走出去不是一朝一夕、一廂情愿或一蹴而就的事情,。對此,，我們要承認和接受，要在逐漸積累中推動中國文學,、中國文化真正走向世界,。

　　事實上，中國的文化典籍不僅承載中國的思想,、文化,，更承載中國的文藝、美學,、價值觀和世界觀,。文化典籍的翻譯要忠實于傳遞原文的文本信息，還要盡可能再現(xiàn)原文本的詩學特征和美學傳統(tǒng),。

　　以短小精悍,、朗朗上口的《三字經(jīng)》為例，對這樣的經(jīng)典文本進行翻譯,，形式和內(nèi)容的雙重忠實才說得上是好譯本,。《三字經(jīng)》每行三個字,，每一首四行，而且是韻體,，翻譯的時候在內(nèi)容和形式上完全與之對應有一定困難,，這也是《三字經(jīng)》譯介歷程中的最大挑戰(zhàn)。

　　早在明朝萬歷年間,，利瑪竇就翻譯過《三字經(jīng)》,，俄國人,、英美人、法國人后來也曾相繼譯介,。他們雖然大都把《三字經(jīng)》的題目譯作“每行三個詞的經(jīng)典（書）”,，卻沒有哪一個譯者真正嚴守“每行三個詞”的規(guī)則去翻，導致書名和內(nèi)容嚴重脫節(jié),。

　　同時,，西方傳教士和外交家更多的是一種口水話式翻譯和解釋，在內(nèi)容和形式上都遠離原文,，在深層次的忠實上更是差得很遠,，沒有做到簡明扼要，亦沒有保留原作的神韻,、氣質(zhì)和風貌,。

　　由此不難看出，我們不能指望西方漢學家拿出真正讓中國人滿意的經(jīng)典翻譯,。在充分發(fā)揮國外翻譯力量的同時,，我們還是要自己培養(yǎng)有文化擔當、有翻譯自覺的翻譯人才和團隊,。

　　從這個意義上說,，中國文學、中國文化走出去,，首先要考慮的是讓優(yōu)秀的民族文學作品走出去,，而絕不是改頭換面、曲意逢迎乃至削足適履,，更不能仰人鼻息,、唯外人之馬首是瞻。

　　莫言作品走向世界,，是因為譯者隨意增改刪嗎

　　100多年來,，西方漢學家的翻譯理念事實上也不斷在變化，一個大的趨勢是越來越忠實原文,、越來越多地保留陌生化效果,。它的背后，是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希望原汁原味地了解中國,。

　　前些年,，人們說到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，會列舉各種原因,。比如,，有人說莫言是學習了馬爾克斯的《百年孤獨》、威廉·福克納的《喧嘩與騷動》等,。嚴格來說,，這個理由并不成立。莫言是一個很愛讀書的人,，既學習了中國傳統(tǒng)文學的精華,，也學習了西方文學中的一些合理要素。

　　還有人說,，莫言獲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葛浩文翻譯得好,。這點沒錯。但也有學者認為,，葛浩文是隨意增,、改、刪的典范,。那么,，真實情況是怎樣的呢？我做過100多萬字葛浩文翻譯的對比,，可以肯定他其實是非常忠實原文的,，甚至忠實到逐字逐句的程度。

　　說葛浩文隨意增,、改,、刪，主要源于他給莫言的一封信,。葛浩文在信中說：《豐乳肥臀》有的詞我想刪掉,，有的要改一下，個別地方可能要采取增譯的辦法,，你看行不行,？莫言回應：這和我沒關(guān)系，你想怎么翻就怎么翻,。結(jié)果,，大家就把這個當作隨意增、改,、刪的鐵證,。

　　但大家應該反過來看，正是由于葛浩文是非常嚴謹?shù)姆�譯家,，所以他稍要增,、改、刪都會征求原作者的同意,。這恰恰說明葛浩文非常嚴謹,，輕易不增、改,、刪,。

　　跳出這個故事來看，要真正將中國文學,、中國文化推向世界,，需要統(tǒng)籌安排、整合和優(yōu)化翻譯資源,。同時,，要改變概念，認清譯入和譯出的本質(zhì)差異,，形成翻譯自覺,。無論是作家還是翻譯家，只有擁有良好的文化自覺和社會擔當,，才能夠使中國文學,、中國文化走得更遠，并為學界帶來更大的貢獻,。

　　當然,，中國文學、中國文化走出去,，要求譯者不僅具有扎實的雙語能力,，而且要具備深厚的雙語基礎(chǔ)和社會擔當。莫言向他的同鄉(xiāng)蒲松齡的《聊齋志異》等文學經(jīng)典學習的東西,，遠超過其向歐美前輩和同行學習的東西,。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家鄉(xiāng)土壤、立足于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,，同時也較好地做到了兼收并蓄,，這是其作品走向世界的深層次原因，也應該是我們譯介什么,、怎么譯介時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,。

　　文學創(chuàng)作要立足本土，文學推廣則怕“巷子深”

　　改革開放以來,，中國作家積極主動地向西方作家學習,，并大膽地應用到創(chuàng)作實踐中，推出了一部部立足本土,、反映社會問題,、關(guān)懷心靈深處的好作品。但是,，中國文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,，原因何在？

　　就像武林高手不說自己出自哪門哪派，就不容易被武林接受那樣,，作家似乎也有這樣的心理,。莫言到了美國，還要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�,？思{的墳上燒上一炷香,，說“你是我的老師”。這一方面說明�,？思{對莫言的影響,，另一方面也說明某種“認門”心理。

　　同時,，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這話在全球化的時代肯定也是落伍的,。莫言的作品如果還養(yǎng)在深閨，沒有電影《紅高粱》的強力推介,，沒有十幾種外譯本,，沒有媒體的廣泛報道，“酒”再香恐怕也只會藏在高密鄉(xiāng)的地窖里,。

　　像莫言這樣的“酒”,，放眼全國不在少數(shù)。這些年來,，中國文學向外走的工作做了不少,，但也有誤區(qū)。一些作家抱著刻意滿足西方讀者單一口味的目的去書寫,，顯然是緣木求魚,，忘記西方讀者同我們一樣有著豐富的審美追求；有的作家甚至抱著沖刺諾貝爾獎去寫作,，就更是天真了,，他們恐怕連諾貝爾獎的評判標準及其嬗變都沒有弄清楚。

　　十幾年前《三體》連載的時候,，誰也想不到這部作品會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大的轟動,，更想不到它會受到那么多西方讀者的青睞，并斬獲雨果,、銀河,、克拉克等多種大獎。譯作本身的質(zhì)量無疑是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重要因素,，但市場因素越來越不容忽視,。隨著文化商品化程度的不斷加深，市場因素對文學作品的傳播影響越來越大,。要想讓中國文學,、中國文化更快、更順暢地走向英語世界乃至世界各地,，恰當?shù)男麄骱驼�確的推介確實是非常重要的環(huán)節(jié)。

　　舉例來看,，麥家的《解密》能在海外走紅，就與出版公司,、媒體等各方面對原作者和譯作的大力宣傳密不可分,�,！督饷堋酚⑽陌嬗捎�國企鵝出版集團和美國法勒·斯特勞斯·吉羅出版公司聯(lián)合出版,，在35個英語國家同步上市，出版不久就得到讀者和評論界的一致好評,。在美國亞馬遜世界文學的榜單上,，這部作品曾位列第十，被老牌雜志《經(jīng)濟學人》評選為年度優(yōu)秀圖書,，成為迄今唯一一部入選企鵝經(jīng)典文庫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,。由此，麥家也成為第一個入選“企鵝經(jīng)典”的中國當代作家,。

　　總之,，我們的文學和文化要走出去，有必要更多翻譯成外語,，但切忌一味地迎合,，特別是不要僅僅滿足于英語世界的表達和思維方式。隨著國外讀者口味的變化以及中國實力的增長,，已經(jīng)到了“說我們自己的話”的時候了,。要以文化發(fā)展和國家交流為中心，用好的原創(chuàng)作品,、好的翻譯作品講好中國故事,。

　　簡而言之，我們要自覺,、自信,、自如、自在地對外譯介,，平等地與世界各國,、各地區(qū)的文學、文化進行交流,，在更高的層次上形成共鳴,、達成共識。

　　(朱振武 上海師范大學外國文學研究中心主任,、教授,，國家重點學科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科帶頭人,，《世界文學研究論壇》主編。出版《漢學家的中國文學英譯歷程》《〈聊齋志異〉的創(chuàng)作流變及其在英語世界的接受》等15部著作,，編著50多種,，譯著30多種。)